文/書山花開
❂原詩
蘇軾《和陶淵明歸園田居（其一）》
三月四日，遊白水山佛跡巖，沐浴於湯泉，晞髮於懸瀑之下，浩歌而歸，肩輿卻行，以與客言，不覺至水北荔枝浦上。晚日蔥曨，竹陰蕭然，時荔子累累如芡實矣。有父老年八十五，指以告餘曰：及是可食，公能攜酒來遊乎？意忻然許之。歸臥既覺，聞兒子過誦淵明《歸園田居》詩六首，乃悉次其韻。始餘在廣陵和淵明《飲酒二十首》，今復爲此，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耳。今書以寄妙總大士參寥子。
環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
東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市爲不二價，農爲不爭田。
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我飽一飯足，薇蕨補食前。
門生饋薪米，救我廚無煙。斗酒與只雞，酣歌餞華顛。
禽魚豈知道，我適物自閒。悠悠未必爾，聊樂我所然。
❂箋註
選擇精要的，其註釋有（一）“東家”二句，意謂惠州之民多有如孔子、顏回之類的聖賢之風。（二）市爲不二價：意謂市價皆一定，童叟無欺。（《蘇軾全集校注》詩集七p4511：“不二價：不賣兩種價錢”）。
註釋（三）不爭田：指閒田。此句意謂農民多以不爭之田爲閒田。（四）周公二句：意謂很遺憾周公與管叔、蔡叔三兄弟不能各居一屋和平共處。（五）我飽一飯足：此句化用陶詩“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蘇軾全集校注》詩集七p4512：“一飯：一餐飯。”《公羊傳昭公十九年》“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六）食前：飯前。（七）廚無煙：白居易《題李山人》詩：“廚無煙火室無妻，籬落蕭條屋舍低。”（八）悠悠二句：意謂白樂天之世間萬事皆悠悠觀點未必是，聊以我適物閒爲樂吧。白居易《卯飲》“卯歌一杯眠一覺，世間何事不悠悠”，顯然，蘇軾此處乃反其意而用之。（《蘇軾全集校注》詩集七p4513：“爾：如此。然：是。我所然：即我自以爲對的事。”）
❂匯評
❂解釋
【第一首，從構思、心態上說本首應是六首詩的總覽，詩中“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是關鍵句。可以說下面幾首所捕捉的景緻及感慨均是對此“無盡景”的展開。這兩句作爲關鍵句還有一深層意蘊，即蘇軾在此所暗示的是將要從什麼意義上來把握自己。在此不難看出，蘇軾在開始就將和陶提升爲自覺意識並把它融入對風景的悵望之中。又，從詩中不難發現，蘇軾對此問題的展開首先鋪成了一個溫馨的儒學背景。所謂“東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市爲不二價，農爲不爭田”，凡此種種，蘇軾於此所渲敘的應爲和諧、寧靜，其蜀學意蘊亦正在此問題中逐步顯露出來。“禽魚豈知道，我適物自閒”應是蘇軾感懷“無盡景”總的感受。所謂“我適物自閒”，容易將後人的注意力引向老莊方面，實質上這是成熟的蜀學思想，是蘇軾此時的蜀學心態，它意指萬物在生命意義上平等，萬物在展開意義上相互呼應而豐富多彩，此正是蜀學理解的所謂“同者，誠同”。在《東坡易傳》中，蘇軾在釋同人卦中所申述的即是這種思想。張兆勇《蘇軾和陶詩與北宋文人詞》，p33】
因爲是組詩，其第一首，有心態和構思上總的說明，如“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也有總的思想呈現，如“禽魚豈知道，我適物自閒”。中間主要是敘事，描繪出和陶詩所呈現的田園相似的一個帶有詩意的天地，那裏景物優美（“環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居民賢而有德、信而不爭（“東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市爲不二價，農爲不爭田”），詩人處其間，雖食簡（“薇蕨補食前”）而不匱（“救我廚無煙”“斗酒與只雞”）、心安適而歡然（“歌餞華顛”“聊樂我所然”）。
【以上兩首詩應該可以作爲陶詩與蘇軾和陶詩的典型之作。陶詩作於義熙二年（406）年，陶淵明初歸田園之時，“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一語道盡作者此時之心情。蘇詩作於紹聖二年（1095）三月，貶居惠州不到半年的時間。“悠悠未必爾，聊樂我所然”，也盡顯詩人此時之心態。陶詩前四句敘事，中十二句寫景，後四句抒情，全詩100字，63“十餘畝”、“八九間”這是純粹的口語，全詩中除了“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一聯金用《漢樂府-雞鳴》篇“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巷中”外，其他皆爲自作語，字詞組合自然，語句基本是正常的陳述語句（全詩20句，除“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兩句爲倒裝句外，其他18句全是除述句），語意連貫暢通，一氣而下，興會淋漓，即使是襲用陳語，如改“高樹”爲“桑樹”後，也更加形象具體，增添了田園情趣。從上述可見，用平常語以最普通的表達方式（即是通常說的賦的表現手法）用其自然邏輯順序把思想內容敘述出來，這就是陶詩的造語方式，用古人的說法就是“衝口出常言，信手自孤高”。蘇軾和詩雖然也是一氣貫注語詞平實，但卻仍是詩人之語而非田家語。其詩前兩句景語，三四句與最後兩句爲情語，中間12句事語，餘兩句爲理語，全詩共75個詞20句，除“市爲不二價，農爲不爭田”兩句中有田家氣息外，其他都明顯帶文人氣習。如“孔丘”、“顏淵”、“周公”、“管蔡”、“知道”等詞，書生氣很重；另像“茅”、“饋”等詞，前者是名詞活用作動詞，意爲“築茅屋”，這樣的句式在陶詩中是根本看不見的；對於後者，陶淵明或許會用“贈”、“送”等詞而不用“饋”，句子也許會是“門生送薪米，救我無煙廚”這樣的常式句而不是如蘇詩的“救我廚無煙”這樣的變式句。不難看出，作者盡力地想使自己的語言俗化，如使用了“白水”、“蒼山”、“東家”、“西家”、“不二”、“不爭”、“豈知”等詞語，或爲俗語或爲純粹的口語，但它們在詩人的組合下，仍然使詩句帶有明顯的文人氣而少農家味，這主要是由於詩人使用較多的語詞特別是單音節詞以及不平常句式造成的。前者使詩歌語言不平整散文化；後者如“際海皆蒼山”、“救我廚無煙”、“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等句，或爲倒裝句或爲合成句加詞語活用句（“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雖形式上是複句，而語法上卻是個單句，“周公與管蔡”作主語，“恨不茅三間”作謂語，兩句實際上是一個主、謂、賓成分俱全的陳述句），這就是蘇詩造語的特點，求新求變，以故爲新，化俗爲雅，而又時露新意妙理，如“市爲不二價，農爲不爭田。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這樣的句子和語意，是典型的蘇式語言，其他人是絕難想出也絕不敢爲的句子。楊松冀《精神家園的詩學探尋：蘇軾和陶詩與淵明詩歌之比較研究》，p60-61】
蘇軾的和陶，是一個靈魂向另一個靈魂的靠近，同時反思自我，尋找安頓靈魂的處所，構建屬於自己的天地，能夠“詩意地棲息在這大地之上”。和陶淵明相同的是，都在努力打造一個詩意的世界，而且所用的是類似的詩歌結構（陶詩“陶詩前四句敘事，中十二句寫景，後四句抒情”，蘇軾“其詩前兩句景語，三四句與最後兩句爲情語，中間12句事語，餘兩句爲理語”）以及類似的儘可能通俗淺顯的語言。但蘇軾和陶淵明的人生不同，思考方式有異，所處的時代有別，所以蘇軾有着屬於自己的鮮明特色，文人氣息濃郁，有着滿肚子的學問，所以免不了的是聯翩而至的“典故”（如“孔丘”、“顏淵”、“周公”、“管蔡”等），以及造語上的“矜才使氣”，刻意使詞語和句式能“求新求變，以故爲新”，如“際海皆蒼山”、“救我廚無煙”、“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等句，或爲倒裝句或爲合成句加詞語活用句（“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雖形式上是複句，而語法上卻是個單句，“周公與管蔡”作主語，“恨不茅三間”作謂語，兩句實際上是一個主、謂、賓成分俱全的陳述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