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山花开
王维《夷门歌》“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写隐者义士侯嬴献策救赵后，慷慨捐躯。
在《万历十五年》中，思想家李贽在狱中自杀，也说了这样的话：
吴宓，1894生，1967年其为73岁。《吴宓日记续编》（第8册），为了防止吴宓自杀，以“归罪家人”进行威胁，并勒令写下字据保证。所以，吴宓就不能像李贽那样从容就死，慷慨地说“七十老翁何所求”。
写交代材料、受训，守粪池、搞清卫等，成其日课。扫地，本是小事，但对一个体弱的七十多岁老人而言，也非易事。扫地多，难免磨破指皮，伤口流血，触物皆痛，但又不能不继续执帚扫地，所以必为“惟忧现今”的忧惧之事。
这段日记，如果看成是小说，别有一种趣味。看其以简洁的文言叙述事情，似乎一件很神圣的事件，隆重交代，又用“戒备”“防守”“接续驻守”“注视”等带有军事术语色彩的词汇，显得严肃而重大。结尾“亦无异事出现云”，可以看出作为驻守看视者的心，由长久的紧张惶惧，而到最后的职守已了、警报解除、终于无事的释然宽然。
陆游“利欲驱人万火牛”，其实饥饿也是这样的，所以陶渊明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这则日记很有意思，“疑是早餐时”，赶着去食堂打饭，结果吃了个闭门羹，知是错了，还早着呢！谁知，途中遇到另一个像他这样的“疑是早餐时”者，相携同往，叩窗，才知“米尚未下锅也”。怀惭而归，耿耿不寐，大有陶渊明“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之状。
这则日记，以旁观者写所见所闻，写出彼时对待所谓的“保皇分子”的态度与言行。声色俱厉，骂以“他骂的”，并批颊有声，又肆无忌惮，广播言“若迟到，格杀勿论”云，较封建时代的皇帝更具“生杀予夺”的权力，营造出一种恐怖氛围，使具有同样遭遇的作者竭力躲避，并“为之胆战心惊”矣。
如果上一则多“闻”而隐约得之，而这则日记，对同类人的“惩罚”则历历可见。 叱骂、打脸、击头，罚跪阶前且“拱举双手”，当众施暴，肆无忌惮。
斗争大会时，亲身感受，且频被“侮弄”，而施暴者，居然还是一些“儿童”。刚开始时（见《吴宓日记续编》第八册，p8），看到一些串连的孩子，他不明白这样“幼稚之人物”有什么用呢？想必至此必有感悟。见下面的图片：
吴宓觉得自己死得太迟了，这一年（1967年）过得最为“悲凄”，只希望能够“速死”。当自己的作品，尤其是用生命书写的“日记”被交之后，则“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灵魂，都已消灭了”，现在活着也是“破机器”，若行尸走肉，“忍受着寒冷与劳苦，接受着谴责与惩罚”，“有愧而无益也”。读后，令人凄然。
以前读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不曾有深刻的体会，现在看到这段日记时，才想起杜甫的遭遇，那种莫可名状的无奈与痛苦，可以想见矣！杜甫只能“自叹息”，吴宓因为上面有命对待儿童的侮辱，只能忍受不能还击，所以即便“愤甚”，也是“敢怒而不敢言”。
尽管身心疲惫，备受劳动和侮辱的折磨，生意阑珊，犹不忘记录桃李盛开，春色正浓，是文人的积习，还是因为“八三一”的倒台而给作者带来一丝新的希望呢？于是不免关注桃李，寄托心声。
黛玉焚稿等情节，或谓乃高鹗续作，未若曹雪芹之才而“续貂”，而吴宓“叹观止”，实在是读书中照见了“我”之处境，因此感觉到其“极惨”而“不忍重读”。
《红岩》作者的遭遇，是一典型的“文字狱”，日记作者置身危地犹不忘秉笔直书，道其“诚冤矣”，“直在其中矣”，实在难能可贵。
以为是古砚，面告原主取去，而实是麻将牌之“破四旧”查抄物，或大责其犯政治上甚大错误，或既往不咎“勿宣于外”，或谓“此事极小”“应勿忧惧”，同是一事而因立场不同、关系有别而具不同的态度或做法，跃然纸上，而处多事之秋，作者则笔之于书，毫无隐讳，亦可见其天真与实在也。
“八三一”倒而复起，两派斗争激烈，趋于白热化与公开化。像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顾家连着外面朝局那样，小组的一室与外面的大气候，密切相连，“心跳，欲呕，且若晕眩”的生理反应，或也即是心理感受的表征。
叙写两派斗争之场面，气势恢宏。欲用救火车重演“水淹七军”之故事，而终于失败，车为所砸毁，门也坏颓，结局可知。
“汝之钱太多，应即打死汝”，一坏鸡蛋之微，出口动辄打杀，而理由尤其可笑，作者不禁感叹若此辈操生杀权“则我辈危矣”，殷鉴在前，惕然有思。
因以鸡蛋喂鸡为浪费，少年曰“打死汝”，而“往取开水”，约十二三岁少女也说“打死你”，难道“打死你”是问候语，或竟成口头禅，“人心惟危”的老话，来概括世道人心，也许很合适。
两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平日恒共嬉戏，相亲而无仇怨”，因玩枪，一个把另一个打死了。所以那些把“打死你”挂在口的孩子，有意无意间，真的把对方“打死”了，也不算稀奇。这从一个侧面，写出那个时代里人们的“生存状况”，尤其是孩子的“问题”，更为突出。
吴宓成为主要批判对象的理由是，牺牲他一个幸福许多位。说尽管“事实错误”，但只有他好好改造就行，这些劝勉并斥责吴宓的人，抱着免祸的心理，看上去言之凿凿，其实很是“狡猾”。
一旦被评为批判对象，且属于“敌我矛盾”，吴宓最可忧惧的是会不会受到暴力伤害。诸人纷纷出主意，如何不被人想起，如何在受斗争中恭顺以不激起众怒。看上去，这都是好心，但无一不增加吴宓的忧惧。
“本无罪”而不得不做“典型”，实在是有意思的一种思维和理由。吴宓的应对之道，也结合着众人所提的建议，“储蓄钱财”是因为被批判后，势必降级，工资等大为减少，生活费总是不能少的。一方也许是磨刀霍霍，另一面则开始准备被批斗，迎头而“战”，面上妥协，迎合大局的需要，“精神不屈”，不可辱没斯文。
代表领导“盖棺定论”式的发言，将原先诸人所言如何应对的种种措施，归于无效，越是想韬光养晦，不为人知，以避其锋芒，越是“脱离群众”“自以为是”，“顽固、倨傲、孤独”之人，“何以得生”呢？“生”的问题，确确实实地摆在吴宓的眼前，“山雨欲来风满楼”，一番言论，或终将带来惨烈的批斗。
详叙过程，记录所遭遇到的带有示众色彩的责打、辱骂及公布罪状等细节，尤其强调“自1904年冬夜，为祖母痛打一次之后，一生未受鞭笞如今日者矣”，最为屈辱，哀哀无告。
三天后“陪斗”。“红卫兵一群，从后猛挟、拉、掀、推，且以拳及鞭打击。宓一再倒地爬起。彼等夺宓手中草帽掷远处；其他人之草帽一二，亦皆践踏破毁”，是具体情形，打击手段多样，但较上一次为轻。
散会时的场景。“红卫兵多人，立即挟、拉、推、排宓踉跄出会堂，下阶，跌倒在马路上之雨水潦中”“红卫兵大怒，骤以皮鞭猛击宓背多次，皆中右背与右肩”，“宓急逃，彼追及，最后在宓右股之外侧，用力着一鞭，乃退止。宓痛极，凄然急行”“惊魂甫定，视表则正11：30a.m.耳！”施暴者悍然不顾，无复人性，“戴罪”的老人惶惧慌乱，痛苦无奈，像电视剧一般，历历可见。
尤其可笑的，像黑色幽默那样，事后吴宓知道这次批斗大会他“本不需参加到会”，就稀里糊涂地去了，结果被打。下面的图片有交代：
根编辑者说明“1968年7月以后，作者以西师春雷战斗队所派的专政管理员随时检查其日记，每日所记遂止于当日之经历，而不涉及个人思想感情；有些事则另书于零星纸片，置于别处。今即按纸片所书时间编入是日日记，而以不同字体加以区别”（1968年七月八日日记后的注释）。该则日记就写出了检查者对吴宓日记内容的不满。按照对方的认知，吴宓所写日记内容应该呈现如何改造自我并由此得以“新生”的经过，谁知他所写竟然是“种种琐事”。“何为者？”此一问最引人深思。吴宓以生命写日记，难道是为了向当权者献媚而获得庇佑吗？但可以想见的事情是，他此后所写的日记，就有了不同的目的和意义，也就是他不得不考虑他所写的内容首先需要“检查”通过，至于如何才能躲过检查者的耳目，像司马迁写的《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那样，侥幸使其“垂于后世”，则应有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智慧。
对他进行思想管制和思想改造，所以连他写的日记也需要提交“随时查阅”，于是吴宓就开辟专栏，简记数条，“以供谢君之所需求而已”。仗着强权欺压的，内心胆怯，怕人记录，流传于后，所以必须“随时查阅”，而“我有我法”，你所想要看到的，全部写给你——“以供谢君之所需求而已”。
1968年，对吴宓而言，痛苦的旅程才刚刚开始，“浩劫十年”“惨受无情打击”，至于虽“耄”而“盲、跛”，乃至最后“含冤去世”。如果说侯嬴慷慨自刎为的是坚守义气，李贽的自杀是为坚持学说，那么，吴宓忍着不死（自然也不敢自杀），宁愿备受折磨，也不放弃写日记，为的又是什么呢？读其留下的煌煌10册《吴宓日记续编》（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后，想必就能找到答案。